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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社会性怨恨的传播与治理

在职博士网      2014-01-03       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一、社会转型期社会性怨恨的形成

  (一)作为负面社会情绪之典型的社会性怨恨

  社会情绪是有一定共同特征的个体性情绪的总和。它是一个社会运行良性与否、和谐与否的晴雨表。综合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考察,笔者认为,社会性怨恨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一种显著的、很有代表性的负面社会情绪。如果这种情绪长期得不到宣泄、疏导、消化,极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比如一个看似偶然的诱因、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发展成为破坏性的力量。通过对近年来频发的多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可以发现,怨恨等负面社会情绪在其中起了促进事件发酵、升级的作用,是破坏性后果的心理基础。

  舍勒(Max Sheller)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怨恨产生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认为“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1]。怨恨形成的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报复行动,而且报复本身已经是一种体验,是一种基于无能体验的体验,是“弱者”所处的一种情状。正是报复欲与无能感的同时存在,使得怨恨得以形成。怨恨可能表现在特定的个体身上,也可能表现在特定的人群和阶级身上,还可能是包含在特定的社会风气之中。

  怨恨爆发的最直接体现是泄愤行为的发生。从行为主体的性质来看,泄愤行为可分为个体泄愤事件和群体泄愤事件两类。学界针对前者的研究多局限在心理学、犯罪学的研究范畴之内,一般将后者称为社会泄愤事件或笼统地称为群体性事件。比较有代表性的个体性泄愤事件如频发的校园系列杀童案、厦门公交车爆炸案;而石首事件、瓮安事件等是典型的社会泄愤事件。这两类行为及其所引发的事件的心理基础是相同的,即都源于怨恨心态的滋生与最终爆发;群体行为是诸多个体行为的集合,是众多的具有某些共同特点或诉求的个体在某一具体的时间、地点因为某一缘由而做出的具有一定共同指向性的行为。如果没有最起码的类似的心理基础,这种行为也不可能从个体行为发展成为集群行为。从所能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来看,社会泄愤事件及其心理基础——社会性怨恨的危害显然更大、更恶劣。

  (二)社会性怨恨形成的原因分析

  诚如有学者指出,自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情感基调的演变,其中最为明显的社会情感变化是由初期的嫉妒成风演变到目前重重郁积的怨恨。[2]怨恨,特别是群体性、社会性的怨恨,既然是社会性的、超越于个体心理的存在,就必然有社会性的因素使然,而绝不仅仅源于个体的心理失衡。对于在短短30余年间经历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重大变革的中国社会来说,怨恨心态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和变迁性原因。这表现为怨恨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怨恨的社会分布同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相关性”[3]。归纳起来,产生社会性怨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平等的诉求与不平等的现实之间深刻的矛盾诱发怨恨。舍勒认为,怨恨的积聚有两个社会学要素:一是在实际的政治权力、经济资产发生社会位移时,这些政治权力与经济资产的拥有者的身份与既定社会评价的实际差距;二是天赋社会平等的文化制度的出现;而其最终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变动导致的传统评价体系的失序。[4]怨恨产生的社会机制是追求平等和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存在深入人心的平等诉求,建国后意识形态的宣传更将平等制度化。平等这一通过启蒙运动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而被发扬光大的诉求,不仅包括对权利平等的追求,也包括更深层次的伦理诉求,已经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追求。中国虽然没有西方那样的天赋人权的平等观念,但由于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数十年的洗礼,这种追求已上升为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诉求,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理所当然的权利要求。另一方面,中国式的平等不是像西方那样是承认他人相应权利上的平等,而是别人不能超过自己的平等。在一个人人都喜欢同他人相比而实际上又不堪相比的社会中,怨恨也就成为文化中如影随形的构成部分。[5]这类强调平等的文化制度以及人们对平等的强烈追求与现实生活中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的较大的差距——这种种差距,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等的差距在短时间内不仅没有缩小的可能,在尚不健全的制度下反而有继续拉大甚至出现代际传递的可能——构成舍勒所说的怨恨形成的两个社会学要素,当这两个要素都具备时,怨恨的滋生与积累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不均衡、不公平的利益结构导致怨恨的产生。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公是怨恨产生的根本原因。利益矛盾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矛盾。社会变革带来的是社会成员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以及巨大落差与差距的出现,这激发了社会成员的不公平感与相对剥夺感。比较一致的共识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改革是普惠性、共享型的,社会上几乎所有群体都能从改革过程中获益,所以社会满意度比较高。90年代之后的改革逐渐陷入瓜分型改革的怪圈当中,即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获得是以牺牲另外一部分人的权利和发展为代价的。在这一过程中,利益受损群体就容易形成相对剥夺感和强烈的不满,进而产生怨恨心理。现阶段最受关注的不公平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和收入的悬殊。在当下的中国,怨恨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不公正。这既体现在初次分配上,也体现在二次、三次分配阶段。劳动收入在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以致主要靠劳动收入为生的大多数普通社会成员所能够支配的收入有限;本应为公民提供无差别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产生出不均衡、不公正的结果,甚至加剧了因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公现象,以致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效果,致使收入差距进一步固化为生活差距,加剧了社会成员的不公平感和怨恨心理。

  在人们的诉求已经从政治激情转向实际经济利益的今天,经济利益的重要性被摆在了首位,同时也成为很多人判断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准。如舍勒所言,现代社会的人们需要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比较确定自身价值。遭受利益分配不公的弱势一方在与获得更多利益的社会成员进行对比时,会产生强烈的不平衡感、被剥夺感。舍勒提出了一条关于怨恨的社会学定律,一个群体的政治、法律或者传统的地位与其实际的权力越是不一致,则怨恨扩散的心理动力就越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深入人心,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消除差别,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人与人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社会成员所分享到的实际利益与权利是很不均衡的,基尼系数甚至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这种情况下,怨恨的产生与扩散不仅有了一定的心理基础,而且有了一定的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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