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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30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研究

在职博士网      2014-09-05       来源: 开放教育研究

  五、结论与讨论

  (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速度平稳、合理,扩招不是冒进主义,是顺应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必然选择。

  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早已成为国际趋势。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全球教育摘要显示,早在2007年世界范围内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更是高达90%以上。除了发达国家,综合国力远不如我国的蒙古共和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48%,即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比较来看,201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30%,远远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另一方面,从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的毛入学率平均增长率来看,部分欧洲国家在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的年份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增长率均维持在1.55个百分点之内(王宁,2008)。如英国于1975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至1994年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19年中,毛入学率年均增长率为1.55%;同样处于这一过渡过程的法国,年均增长率为1.01%,西班牙为1.35%,奥地利为1.36%,比利时为1.14%。除发达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处于该过渡阶段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增长率也都维持在1.75%以内,如部分亚太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为1.75%,中亚地区为1.36%。我国从1999年扩招至2012年的13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增长1.5%,符合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世界规律,扩招不是冒进主义。

  再从每十万居民中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来看,1990年我国每十万居民中有326位高等教育在校生,到1999年这一数字增加为594人,截至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为2189人/100000人(教育部,2011)。纵向来看,我国扩招效果明显,但是放眼世界,我国这一指标远落后于其他主要国家。有资料显示,1996年世界主要国家每十万居民中高等教育在校生数,美国为534.1人,澳大利亚为5682人,韩国为6106人,日本为3131人,泰国为2252人,埃及为1895人,而当时中国的数字仅为470人,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欠发达国家。因此,我国的扩招是大势所趋,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储备人才的必然选择。

  1999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连续十多年维持8%以上,2012年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更是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外商吸引力的持续提升有多种原因,但是应该看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技能、高素质人才,提高了人口素质,形成人口红利,为我国宏观经济创造了良好的人力资源环境,吸引外资额度不断增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求,政府应在未来十多年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同时,继续稳步推进高等教育小幅扩招,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提供更高素质的人才。

  (二)未来18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若要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年均增长率应维持在1.76%左右。照此速度,2027年我国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校生规模可达3920万人。

  高等教育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其发展要遵循外部规律。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受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根据“奥肯定律”,GDP每增加2%,社会失业率可降低1%,也就是说GDP每提升1%,就能为社会提供600万个工作岗位。据此推算,未来18年我国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4200万个。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必须考虑此条件与之匹配,否则若扩张过快,就可能出现大面积失业,居民收入降低,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若过度保守,则可能造成生产能力下降,经济疲软、萧条。在未来18年里,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若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最为理想的增长速度为年均增长1.76个百分点,在此增速水平下我国到2027年便可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更多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会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反作用。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支撑起年均1.8%的增长率。在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由高增长、高能耗、高投入的“库兹尼茨”模式,向技术革新、经济结构优化,微观企业制度变革的“熊彼特”模式转变(人民网,2010)。从本质上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为根本的动力是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换而言之,我国要在未来十多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大批高素质劳动力作为支撑。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育机构,在今后需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的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促进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产生更多岗位需求,形成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共荣。

  (三)2030年前,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迅速减少,平均每年下降156.58万,特别是2012-2021年,每年减少约260万。

  从“计划生育政策”载人宪法到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8年中,人口出生率从2.22%下降到1.19%,年均减少0.58‰,新生人口数降幅明显。特别是1994~2003年,9年人口出生率年均下降0.59‰,直接导致2012-2021年适龄人口迅速减少。2003-2010年的7年中,我国人口出生率平稳维持在1.2%左右,人口出生率年均下降0.07‰。“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传统型过渡为现代型,优化了人口结构,但也减少了新生人口数,直接减少了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

  此外,我国高等教育扩招使更多的居民曾经接受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居民学历层次提高,但随着受教育年限增长,他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程度较低的受访者更希望生育较多子女,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受访者理想生育数量逐渐下降”(周福林,2005)。学历层次提高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却下降了,至2009年我国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为9830万,占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9.9%(教育部,2010),更多倾向于少生孩子,居民生育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新生人口的数量,降低了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

  虽然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施行免费政策,但是大中城市基础教育入学难问题迟迟难以解决。2010年《人民日报》曾连发5文,深入探讨幼儿园“入托难问题”。另有报道指出“收费贵,入托难,已然成为全国通病”,部分幼儿园的学费已直逼大学,有的甚至已经超过大学,年学费过万是常有的事。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小学入学难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部分重点小学“人满为患”。为了入学,家长“想办法、托关系、打招呼、递条子”,重点学校的入学资格常常“一票难求”。“上学难”问题,使部分家庭降低生育欲望,减少了新生人口,降低了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基数。

  总的来看,我国适龄人口的迅速减少,短期内将缓解高等教育压力,相对提升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提高人口素质;但另一方面,也会对我国高等教育带来冲击,一批院校可能会出现“生源荒”,造成高等教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为了应对这种形势,政府可以调整高等院校招生结构,稳步提升普通高中的录取率,拓宽高等学校的普通高中生源;完全打通职业高中、中职中专的升入高校学习的路径,让追求更高知识、技能的中职学生能方便升入理想院校;适当增加自主招生资格院校数量,使更多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此外,国家还可一定程度上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按照“鼓励一胎,放开二胎,控制三胎”的原则进行调整,以稳步增加适龄人口,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性发展。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和不足:(1)由于国际形势、国家周边安全环境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一国的经济发展波动率无法准确推论。本研究拟合模型所用经济发展数据是基于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参数设定,获得结论可能会与实际发展状况有出入。(2)由于现实的复杂性、突变性,许多因素难以用指标衡量。本研究所用数学模型的运算是理想运算,存在估计误差。(3)本研究对参数“适龄人口”有前提假定,研究设定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为18-22岁,但由于“复读班”、“高考补习学校”的存在,部分学生入学年龄可能超过22岁,这也可能带来估计误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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