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是稳定地存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认知、情绪、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的总和，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相联系。当前我国民众的社会心态突出表现为普遍的不公平感和对越轨型致富、权力腐败的愤怒。要形成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需要在调整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核心价值，形成社会共识，引导健康网络舆论和加强社会心理服务。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心态成为我国学术界日益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社会心态问题的凸显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根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不可避免地牵引着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社会心态的变化。对社会心态的准确把握和有效引导，对科学认识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过程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社会心态的内涵
“社会心态”概念在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虽已被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但却意义含混，常常与“社会心理”、“社会风尚”、“社会意识”等概念相混淆。
在西方社会心理学传统中，“社会心理”概念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的社会心理。二是群体层面的社会心理。最容易与社会心态概念相混淆的正是“群体层面的社会心理”。“作为最宏观层面的群体的社会心理，它的构成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心理的相对稳定的构成部分，即由群体共同的活动特点或相似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相似的社会交往和文化特征所引起的一个社会较为稳定的心理特质；另一个方面是社会心理的动态构成部分，它是社会成员对于现实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状况的即时性的反应，它表现的是社会成员对于当前社会现实的直接的认知状况和情感、情绪反应状态。作为对社会现实的直接的心理反应状态，是人们最直接可感的社会心理成分”。①这种直接可感的社会心理成分正是当前学术界进行研究的社会心态，因此，社会心态是在当前快速社会变迁过程中相对稳定地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认知、情绪、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的总和。
“社会心态”概念还与“社会风尚”概念相接近。“社会风尚也称为社会风气，它是以自然现象作比喻的一种社会现象，是由文化习俗、道德风尚、人际关系等要素构成的，在生活层面的某一时期内社会气候的主要流向。它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某一跃居突出地位的社会气候所产生的一种文化效应场”。②具体表现在人们的心态、想法、语言、行为、人际关系等方面。而社会心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决定着人们的语言和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心态是因，社会风气是果，社会风气是社会心态的外显形态。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社会精神领域中的反映，社会意识具有复杂的内容，由诸多层次和因素构成。从反映社会存在的程度和特点来看，社会意识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两个层次。社会心理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形式是对社会心理系统化、理论化加工的结果，是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因此，对于社会心态而言，社会意识是属概念。社会心态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的一部分。
社会心态会对社会存在或社会变迁过程产生能动作用。作为社会变迁的心理资源，社会心态构成了社会转型的软环境。在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下，各项改革措施能够得到公众理性认同和积极支持，降低社会转型成本，推动改革的继续深入和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而不健康的消极的社会心态将带来公众的非理性情绪化反应，形成负面的舆论压力与思想混乱，影响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和社会的稳定，通过对社会心态的准确把握，我们能够从一个侧面去审视社会变迁过程；同样通过对社会心态的调控和疏导，我们能够及时修正或推动社会变迁过程顺利完成。
当前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
当前社会心态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普遍的社会不公平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飞速发展，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极大地推动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成倍增长。据我们2013年对四个省的一项社会心理调查显示，有68.3%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比五年前“上升了很多”或“上升了一些”，21.2%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与五年前“一样”，只有10.5%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与五年前相比“下降了一点”或“下降了很多”。物质财富的增长对于每一个居民来说都是真实可感的事实。但是，物质财富的成倍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有50.2%的居民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有些不合理”或“非常不合理”，有32.3%居民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正常”，只有17.5%的居民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非常合理”或“较合理”。有54.6%的居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下层”或“中下层”，38.9%的居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只有6.5%的居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上层”或“中上层”。客观上，人们的物质财富增加了，但是主观上人们却对这种增长的喜悦度不高，感受到的是个人收入的不合理，是相对于他人自己处于“中下层”甚至“下层”的社会地位。戴维斯据此提出了“发展型相对剥夺感”的概念，其基本假设是人们的满意度或不满意度是相对的，“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人们的价值期望均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跌落，从而导致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就会发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③这种发展型相对剥夺感的存在是目前大部分中国民众在物质财富普遍增长情况下仍然对自己收入不满意的根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富裕群体迅速扩大，他们的财富急剧增长。应该承认，富裕群体中相当多的人是在“阳光下”赚钱的，他们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对市场敏锐，敢于冒险，敢于拼博、吃苦耐劳，短期内获得了大量财富。对此，我们调查发现，75%的人认为富人致富是因为个人的能力和才干，62%的人认为是抓住了机遇。公众对正当致富的人并没有疑义。但也有相当一批人，是在“黄昏下”、“黑夜中”中赚钱，用越轨的手段、或者干脆用犯罪的手段赚钱。他们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侵占了、伤害了社会中层、下层群体的利益。无论是资本购买权力、权力交换金钱，还是越轨获取财富、财富保护越轨，这种越轨型致富，是公众最不满意的，是引起社会不公平的起点。所以，现实中人们对自身收入增长的喜悦最终被社会贫富的巨大差距所淹没。在我们的调查中，50.5%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全国的贫富差距太大，43.9%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全国的贫富差距较大，这两者占总受访人数的94.4%。巨大的贫富差距已不再简单地体现为高位徘徊的基尼系数，而是切实地被大多数公众所感知。相对剥夺感是一种认识和比较的结果，是人们在认识自己，评价自己之后的主观心理的挫折性感受。在市场化相对成熟、稳定的背景下，各行各业的进入门槛不断提高，仅仅依靠勤劳致富已经极为困难，保持乐观主义心态的人已经不多。大多数人不耻于越轨型致富，但又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比较中更多会产生悲观主义，会产生失落感、相对剥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