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欧政界与学界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风生水起。辩论之初曾有不少人质疑中国崛起的说法，例如英国学者西格尔(Gerald Segal)曾在1999年发表《中国重要吗？》一文，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三方面说明中国称不上大国，而是个中等国家。[1]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持续崛起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无可辩驳的事实，上述质疑声音逐渐消失。布赞(Barry Buzan)和福特(Rosemary Foot)2004年编辑出版了《中国重要吗？——新的评估》一书，说明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否定西格尔有关中国是中等国家的观点。[2]至此，美欧理论界就中国崛起达成基本共识，之后的辩论重点集中于中国崛起对东亚、美国以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可能冲击和影响。[3]金骏远(Avery Goldstein)指出，冷战后关于国际安全的辩论有两个主题，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流氓国家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结合；二是中国崛起可能对国际社会带来的震荡。[4]近年来在中西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的背景下，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辩论再起，对中国的战略警惕上升。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崛起及其影响的研究近年来虽不断取得进展，但仍然存在不足。就美欧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应对的研究而言，分开来进行研究较多，比较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欠缺对双方互动的研究。本文基于比较视角探讨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应对，旨在发现双方的认知差异和战略差异，并解析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互动及其局限性。需要指出的是，通过理论范式特征来分析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建构，有利于找出双方的战略差异和认知差异，因此从理论分析入手是研究的合理起点。
一、美欧理论界关于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争论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流派以及英国学派对中国崛起都曾有探讨，且对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争论不已。
在现实主义理论中，根据理论对国家偏好的设定是追求安全还是权力可以区分为防御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5]进攻性现实主义假定国家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认为只要是大国就具备称霸的可能性，不论其是否有称霸的意愿。该理论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警告美国政府中国崛起的危险，宣称中国崛起或者说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会引发冲突。[6]2010年他发表《积聚的风暴：中国在亚洲对美国权力的挑战》一文，称中国崛起将会导致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而中国的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越南以及澳大利亚等，大多会和美国联合遏制中国崛起，因此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和平的，必然会引发冲突。在此过程中，美国本身也可能采取强硬行动，这就更增加了亚太地区爆发冲突的风险。[7]
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防御现实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崛起未必甚至不会导致冲突，因为：第一，中国实力远落后于美国，挑战美国的代价过高；第二，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再强调输出革命，对现行国际体系基本处于满意或者温和的修正主义态度；第三，东亚的安全困境轻微。东亚本质上属于形成中的中美两极格局，根据沃尔兹的理论，这一格局尽管紧张但却很稳定。中美双方都有核武器，可以相互威慑；加上两国地理距离遥远，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很小。[8]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认为，推动中美走向冲突的体系性结构力量不强，由于核遏制力量的存在以及地理位置的遥远，中国不可能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同时中国也在加强威慑力量建设，美国攻击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国崛起是否和平并不取决于体系压力，而是在于中美双方能否妥善把握局势，正确处理彼此关系。美国若能调整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做出一些让步，不要夸大危险，中美重大冲突是可以避免的。[9]
自由主义理论中有重视自由贸易的商业自由主义，重视政治民主的政治自由主义，以及重视国际制度对国家间冲突的制约和调节作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这些理论中，认为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的观点居多，主要依据在于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相互依赖、国际制度的制约以及中国政治经济逐渐开放的进程。商业自由主义认为，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在其经济增长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政治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往往和他们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有关。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治过程持乐观态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民主化将是必然趋势，因而中国崛起也将是和平的，对美国或者西方世界是有利的。可以看出，政治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较重，认为中国必须实行西方式民主，只有如此，和平崛起才有可能实现；否则，中国崛起后其模式对国际体系将会是极大的挑战，一个不民主而具有强大能力的中国其对外行为就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发起战争。[10]
在近年来美国的理论交锋中，新自由制度主义似乎成了自由主义的代表。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强调，国际制度和规则能够推动合作与发展，认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会产生俱乐部效应。国际秩序就像一个互助社会，加入即可获得贸易机会、争端解决机制、集体行动的框架、监管协议、联盟安全保护、资源以及危机中的互助。中国目前依靠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来支持其经济增长，同时也从规则和多边合作机制中受益，比如利用规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性行为。此外，当前国际秩序中所包含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规范也契合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而如果中国不尊重国际规则和规范，则会面临很多制约：一方面，如果中国对当前国际体系发起全面的地缘政治挑战，可能会导致周边国家联合抗衡中国，形成所谓的自我包围。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会通过参与更多的地区和全球制度来使其邻国相信，中国确实寻求和平崛起。另一方面，中国找不到现行国际秩序的替代模式，即使找到也无法推行，因为大国战争在核武器时代已经变得不可行。伊肯伯里据此得出结论：激励和机会促使中国接触和融入当前国际秩序，以保护其自身的利益。[11]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挑战当前国际秩序，将会是和平的。当然，基于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结构和发展动力机制的不同，有些自由主义理论家也担忧中国崛起；他们认为，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并日益开放，其在走向民主和开放的过程中有可能带来国际体系的不稳定。[12]
建构主义的主流思想主要体现在以温特为代表的温和建构主义中。其核心概念是身份、体系文化和规范，主要观点是国际政治的体系结构不仅仅影响行为体行为，更重要的是构建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亦即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3]在温特的建构主义中，体系结构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后者指的是行为体的物质性力量，而建构主义的体系结构指的是观念的分配，亦即体系文化。温特将国际体系文化分为三类：相互敌对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竞争对手的洛克文化以及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温特认为，目前主导性的国际体系文化为互为竞争对手的洛克文化，即国家间的相互身份是竞争对手，他们相互承认主权，遵循“生存和允许他国生存”的原则。竞争对手可能会使用暴力解决争端，但它们使用暴力是有限度的。竞争对手的身份使国家的基本利益成为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和征服。[14]建构主义理论对中国崛起的看法较为乐观，认为中国在和国际体系的互动中会逐渐内化国际规范，其身份由此得到塑造，也就会渐渐按照盛行的国际规范界定自身利益和行为，不会去挑战当前国际规范所构成的国际体系。江忆恩从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参与程度、对五个主要的国际规范(主权、自由贸易、核不扩散和军控、民族自决、人权)的遵守程度以及对国际制度中游戏规则采取的行为等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对国际体系中国际规范的遵循和认可程度，并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或者致力于修正当前国际体系，相反却是日益融入国际体系，其外交也呈现出合作的特征。[15]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美欧应该鼓励中国同西方世界接触，在接触中改变中国的身份及中国对自身利益的界定。
但在建构主义的逻辑下，也有人对中国崛起持消极态度，理由是：一个社会的信仰结构很难改变，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可能会加固身份和相互认知中的消极因素。中国会更加认为美欧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创立者和受益者，而自己是受害者。尤其如果美国继续把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并卷入中国的一些主权争议，那么中美互动反而可能加固中国的现有身份。换句话说，西方认为中国尚不是一个充分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国家，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可能追求改变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和规范。[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