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国大学资金开拓的经验
公立大学经费依靠政府财政支出，私立大学经费主要依靠社会和私人支出，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准则。但自市场化改革以来，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公立大学在遭遇财政投入削减的情况，通过提高学费、科研成果转化、参与社会服务等多种途径来缓解经费不足的困境；私立大学却不断提高教学服务水平来争取政府财政项目和拨款，从经费来源渠道和比例看，两者不断呈现出融合的趋势。
从表4和图4来看，基金和科研经费两项经费相加，2010年剑桥大学是487百万镑，占总经费的38.9％；牛津大学577百万磅，占62.8％。这两项经费政府财政投入占了很大比例。2009年密西根大学公共财政投入42％，其中联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资助和合同投入28％，州政府经常性拨款14％。但三所大学以科研和合同为主的竞争性拨款都远远超过了非竞争性拨款。如果把竞争性拨款也看作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购买高等教育服务的行为，政府对大学的常规性拨款已在20％之下(牛津大学基金资助有相当部分不属于政府基金)。并且非竞争性拨款比例值在各个大学之间差异很大，牛津大学达到41％，几乎是剑桥大学的两倍。大学为争取各种资金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学费比例剑桥大学是10.2％，牛津大学为16.6％，密西根大学30％，相差也很大。在学费之外的市场化收入中，剑桥大学的比例最高，达49.6％，近经费总额的一半。
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形势下，高等教育收费已是大势所趋。高等教育领域中消费者观念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是竞争观念和效益观念的延伸。因为竞争的最终目的是吸引更多的顾客和资金，而效益的获得最终也必须由消费者来认可。英国《1998年教学和高等教育法案》(The teach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宣布废除公费教育，政府要求每个学生每学年交纳1000英镑的学费，以后学费处于不断上涨中。目前德国的16个联邦州中对于学费的收取持有四种态度，即5个州征收学费，5个州暂不征收，4个州在施行超时学制，2个州实行自己的特殊学费政策。[3]1996年，法国大学重新开始实行学费改革。但对不同的大学实行不同的收费制度，并将学杂费和注册费分开。学费比例在各国大学中不同，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大学融资能力高低的原因。表4中牛津大学学费比例低，就在于其强大的科研服务赢得了巨额的经费投入。
提高市场化收入需要大学确立自主经营权，其实质就是明确投资者、经营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关系，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保证经营者的权力。在美国，2004年6月，科罗拉多大学校长伊丽莎白·霍夫曼宣布，经过多年的游说，他们终于赢得了“企业地位”，校方在提高学费和管理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2004年7月，北达科他州给予了其11所州立大学更多的灵活性，允许其在学费标准和日常管理更大的自主权；[4]在英国，2006年，牛津大学的大学学院负责人罗德·巴特勒向政府要求将学费上涨，不然，学校的财务危机会继续加剧，这会影响牛津大学在世界教育界的声誉。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牛津大学只好申请加入私立大学的行列，像美国的哈佛、耶鲁等名校那样，向普通生收取较高的学费，来资助那些家境贫困而成绩优秀的学生。[5]大学走向市场也意味着大学理念重建，现代大学因为科研和社会服务获得合法性地位，大学与经济发生直接联系是否获得新的认同还是造成大学的堕落？因此，大学自主经营也容易受到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抵制。“由于大学由它们的传统的各系广泛岔开的领域组成，创业的行动典型地不平衡地分散在老的心脏地带。科学和技术的各个系通常首先成为创业型的，而且最为彻底。社会科学各系除经济学和商业以外，感到转变比较困难，通常落后。人文科学各系有好的理由成为进行抵制的落后者：新的经费不容易从政府的赞助者或者从非政府的赞助者那里流向它们。它们审慎地走出去，也许通过提供服务筹集资金似乎不合适，甚至降低身份。”[6]
(二)我国大学经费短缺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起步较晚，但采取的超常规发展战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大众化的历程。同时，高等教育扩招又是契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的，收取学费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99－2010年我国普通高校经费收入结构来看，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平均在50％偏强，由于扩招带来入学人数剧增，中间有个下降的过程，2005年为最低点45％，2009年达到54.1％(含基建拨款和教育税附加)；1997年开始实行收费制度后，学费逐年上涨，最近几年占总经费收入25％－35％之间，2005年达到最高点，为33.8％，与财政收入互逆。除学杂费之外，其他市场化收入所占比例徘徊在20％左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差甚远。而且，这些市场化收入中教育事业科研占有比例在11％－15％之间，其中很大部分也是政府项目。整个高等教育经费结构中，财政拨款和学杂费呈“两极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