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德国联邦政府总理默克尔近来郑重提醒欧洲和世界不要过高估计德国的实力，但还是有不少人比较看重这个欧洲头号经济强国的经济潜能，把它视作目前欧洲的明星、欧元的救星。在德国国内，早就有一批精英在研究一系列更为深刻的问题，例如德国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德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哪些重大忧虑，欧元、欧元区和欧盟的未来究竟会是如何，等等。笔者拟在这篇短文里，在简明介绍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的表现之后，着重与读者讨论与上述德国精英正在研究的几个方面相关的三个问题，即德国经济相对稳定增长一直是由它的一种特殊的“稳定文化”指引着，而今这种“稳定文化”似乎正在受到全球化、一体化和现代化的某些侵蚀；德国经济相对稳定增长长期是由它先进发达的工业制造业部门支撑着，但这一最大台柱子显然正在遭遇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压力与挑战；德国经济相对稳定增长从来是由一张德国人精心编织、细密结实的“社会网络”守护着，然而这张以社会伙伴、福利保障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已经被戳出许多洞点。人们普遍关心德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是自然的，因为德国经济的表现不仅仅直接涉及德国自身，而且还深度关系到欧洲的前途。
一、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表现总体正面积极
正当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家庭财富纷纷缩水之际，德国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有”。根据德国联邦银行（中央银行）2012年5月25日发布的数据，德国公民在储蓄账户、养老金计划以及股票市场中的总资产达到了4.7万亿欧元（只是货币资产，不包括不动产）。尽管欧元区面临种种困难，但德国人的货币资产在过去一年中还是增加了1490亿欧元（[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012年5月26日报道：“水泥黄金”为德国人带来财富），即大约增长了3%。
德国人财富的增长是德国经济长期（包括最近这几年）发展的结果。二战后，自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至今的63年中，德国经济只有2年负增长（1975年GDP比上年下降1.16%（笔者根据下述资料计算：[德国]Jahresgutachten：《Weiter auf Wachstumskurs（1986/87）》，第195页），2009年萎缩4.7%（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1年零增长（1967年，资料数据来源同1975年），其余均为增长年份。诚然，年均增速在按顺序排列的各时段呈减缓趋势。即使是在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以及2009年开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猛烈冲击下，德国经济在熬过了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年份2009年之后，2010年就迅速复苏回升3.7%，2011年继续增长3%，2012年难得保持增长l%，2013年预测将进一步上行1.5%～2.0%。在这些相对有利条件下，据德国联邦政府预测，德国人可支配收入预计在2012年和2013年将各增长3%以上，这是这一指标10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劲增长。与此相应的，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国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9年3.2%、2010年4.3%，经2011年1%，下降到2013年的预计0.2%（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埃森经济研究所、哈勒经济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12年春季经济形势评估报告）。失业人数2012年280万,2013年将进一步降至260万，失业率略高于6%，在欧盟大国中表现最佳。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成了拯救欧债危机的最大“金主”：在2012年7月正式启动的“欧洲稳定机制”（ESM）最高可提供50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中，德国承担了1900亿，占38%；连同此前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中德国的出资额，德国为缓解欧债危机共答应掏出4000亿欧元（[德国]《世界报》2012年3月31日讯），约占这两项有效资金总额8000亿欧元的一半。自然，德国对此也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与条件。德国在欧债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主要可归结为下述六点：即起初坚持“不救助”原则，认为它违背欧盟条约（事实确实如此——笔者注）；后来同意参与救助，并承担“大头”，但同时要求“受援国”接受必要的严格条件，包括紧缩财政和改革经济；主张私人投资者也应参与救助行动；反对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即反对欧元区所有成员国债务共担；主张开征金融交易税；倡导加强欧元区中长期经济治理，深化一体化，建立财政联盟甚至政治联盟。德国的这些主张与条件，总的说来是合理的，但某些重债国对此颇为不满、反感甚至憎恶。面对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外部压力，德国被迫在2012年6月29日欧盟峰会上作出了几项重大让步，例如，允许ESM救助基金用来向“问题银行”直接注资，而无需所在国政府财政担保；允许EFSF和ESM资金用来直接购买“问题国家”的国债，而这在以前是不被许可的。但与此同时，却引起了日益增大的德国国内压力，例如，160位德语国家的经济学家2012年7月5日发表公开信，反对最近这次欧盟峰会的决议；7月3—4日“明镜在线”委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4%的德国人认为，一次又一次地投入数十亿欧元救助共同货币已经不再有意义，大多数德国人赞同布鲁塞尔应进一步加强对各国财政的监管。不过无论怎样，欧元区幸亏有德国这个“金主”与其他国家合作，否则事情恐怕真的就更难办了。
二、德国经济增长由一种特殊的“稳定文化”指引着
德国经济表现较好的主要标志是它的长期相对稳定增长。这是在德国人所特有的“稳定文化”指引下所取得的成果。德国人对经济“稳定增长”有特殊的感受和理解。这些感受主要来自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所经历的痛苦遭遇。一战后，1923年发生的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让德国人从此染上了几乎是永久性的恐惧症；二战后1948年货币改革所引起的价格大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心态。加上德国奉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共同富裕、社会公正同行；德国主流经济学家一致主张财政收支平衡与货币币值稳定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与前提，有人甚至认为通货膨胀是对人权的侵犯；德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环境保护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德国人一二百年来一直是技术发明创新的领先者，同时又越来越关注技术安全。所有这一切，使德国的“稳定文化”几乎囊括了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经济稳定方面，德国致力于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不允许经济体制“大翻个，底朝天”；在社会稳定方面，既要努力创造财富，也要公平分配财富；在货币稳定方面，首先是要保证国内币值的稳定，保持物价稳定，对外则尽力适当调节汇率，但主要是提高本国对汇率变动的适应能力；在财政稳定方面，坚持总体达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严控赤字，以“丰年”补“歉年”；在环境稳定方面，既要经济增长，又要环境改善；在技术稳定方面，既要不断发明创新，又要确保技术安全。例如磁悬浮铁路，德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汉堡建成运行，但一直没有推广，因为有人提出存在放射性问题。与此类似，在苏联、美国和日本先后发生核电站事故之后，德国决定要在今后十多年里分期分批关闭目前尚在运行的17座核电站（它们占到德国发电量的大约1/4），不惜工本开发费用昂贵的可再生能源。对于经济“增长”，德国人也有自己的衡量尺度。作为一个老牌工业国，德国认为不可能、不需要像当今某些“新兴”国家那样去追求GDP年均10%的增速，2%的年增长率也可接受，3%更好，4%～5%已是高速度，在1950-1973年二战后经济复兴时期曾经有过，而今恐难企求了。德国人更看重经济增长的质量。
然而实际上，德国的“稳定文化”并没有像设想的那样贯彻得好。这里仅以经济增长速度起落为例。1951-1955年间，GDP年均增长9.4%，1956-1960年为6.6%，1961-1965年为4.9%，1966-1970年为4.5%，1971-1975年为2.1%，1976-1980年为3.6%，1981-1985年为1.2%，1991-1998年为1.8%，1999-2008年为2.6%，2009年为-4.7%，2010年为3.7%，2011年为3%，2012年为1%，2013年预测为1.5%～2.0%（上述资料数据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年份的报告）。显然，德国在过去的63年中，经济增速呈明显下降趋势：由20世纪50年代的8%，60年代的大约5%，70年代的接近3%，下降到80年代至今30年的年均GDP增速仅在2%上下。其中还有三个经济绝对萎缩的年份：1967年-0.001%（可称零增长），1975年-1.160%，2009年-4.7%。20世纪50年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除了战后复兴因素之外，还深受时任总理阿登纳所推行的政策影响：经济增长优先，资本积累优先，社会公平排后。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经济增速的明显减缓，与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重新现代化三者密切相关。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由于欧美经济金融关系紧密，经过危机传导，让德国承受了大约5000亿欧元的负担，以救市（救银行）和“刺激经济”（救企业）。这是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一个实例，且不说“新兴”国家20亿劳动力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影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则体现了一体化内在的机制漏洞和其他缺陷，使德国承受空前的压力。欧洲的经济结构、社会状态中有许多方面都已不合时宜，需要重新现代化，包括德国。欧洲人长期沉溺于安逸生活的时代恐怕是该结束了，他们必须捋起袖子干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