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成功地开发了一度沉淀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国有部门的庞大劳动力资源，并由此把经济送入快速起飞的跑道，那么，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第二次开发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将至关重要。实际上，作为第二次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更大的可开拓空间。
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制度变革+产业导向”模式，为增长动力的重塑创造了条件，比较优势战略在成功将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口红利的同时，也使中国经济从贫困陷阱中解脱出来。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现有增长模式的局限及其不可持续性问题也逐渐显现，而以人力资本提高为核心的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将是克服现有增长模式弊端和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本文将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开发问题进行论述，并对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前景进行展望。
一、劳动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元经济理论认为，欠发达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储蓄和资本积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现代部门以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把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用于资本形成。廉价劳动力的使用提高了现代部门的资本形成能力，而现代部门的扩张也为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并为经济突破贫困陷阱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增长效应，在此基础上，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持续上升、社会产品日益丰富、国际分工地位逐步确立。
（一）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增长效应
劳动力的再配置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一些研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资源再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流动有助于GDP增长速度的提高。
劳动力的再配置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经典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的流动，在使得劳动力资源潜力得以有效开发的同时，总体经济效率和部门经济效率也相应提高。经济效率的提高来源于“学习”能力的增强，体现于“干中学”、“投中学”过程中的劳动者技能、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累积，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中国经济增长的维多恩（Verdoorn）效应。维多恩（Verdoorn）效应是指，生产率的提高可能降低劳动需求，但是，这种对劳动需求的抑制效应也有可能被更快的产出增长之于劳动需求的拉动作用抵消，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体现了效率和就业两方面的兼顾。具体分为两个阶段：（1）从国民经济总体状况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在全社会增加值产出/劳动力投入比率稳步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就业总规模以年均大约1300～1400万人的速度增加，其间，三次产业就业同时表现出了持续增长的势头，且年均增长规模都在450万人左右。（2）90年代至今，全社会就业总规模的年均增长量是700多万人，比80年代低，其间，现代经济过程中劳动力转移规律逐渐显现出来：第一产业就业出现绝对下降的趋势。
（二）人口红利与储蓄、投资增长
处于人口红利时期的中国劳动力供给。“人口红利”的含义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所带来的高劳动参与率――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相应地，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对于二元经济而言，人口规模变为人口红利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在适当时机政府选择了适当的政策促进劳动力再配置。中国的制度变革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为人口红利的兑现提供了基础，其重要表现就是储蓄和投资的持续提高。
储蓄和投资。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中，劳动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国民储蓄和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被置于关注的中心，因为两者构成了欠发达经济工业化的根本基础，也是欠发达经济摆脱贫困陷阱的关键条件。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来看，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使得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也促进了现代部门的规模扩张和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和储蓄，而且，更为显著的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使用使得现代部门获得了较大利润空间并具有了强大的再投资能力。
（三）工业结构调整与短缺经济的终结
一个众所周知的增长事实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轻工业或消费品工业没有得到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视和支持。计划经济体制下“先生产、后消费”的增长思路，不仅造成了工业生产结构向重工业的严重倾斜，而且失去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利用之于增长潜力发掘和国民福利提高的机会，因此，短缺尤其是消费品短缺成为那段历史时期的一种内生现象。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在资源禀赋得到充分利用的同时，计划经济时期轻重失衡的工业结构得到调整，消费品短缺的局面逐步消失。
（四）劳动力比较优势与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其丰富而廉价的低技能劳动力，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即鼓励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发展而不是资本密集型进口替代产业发展，那么，这种做法将有助于就业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稳定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在民营企业即非国有独资企业发展逐步得到肯定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网络中的优势，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最终奠定中国的国际专业化分工地位。
二、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导向模式的局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对城乡人口流动限制性政策的放松以及城市部门用工制度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可能；而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逐步调整及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使得劳动力转移成为现实，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实际上遵循了一种“制度变革+产业导向”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对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开发和使用。然而，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日益推进的过程中，这种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
增长与资源约束的矛盾。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的状况，决定了过去中国“适用”技术选择的特征。从总体上看，中国立足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到目前仍未摆脱资源驱动模式，这种模式尽管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扩张，但是，由于资源可获性的硬约束，其本身不具有可持续性。
增长与就业不一致性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不一致性问题受到文献关注。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近年来，中国GDP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出显著的弱化趋势。
经济高速增长与国民福利提高缓慢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观察。首先，作为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中国出口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张虽然为中国积累了巨额外汇，但是，由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总体国民福利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这种现象意味着，如果中国正在以规模不断扩大的出口维持目前较高的顺差和储备规模，则出口速度的增加只会加速国内资源的消耗，如果以国内资源的加速消耗代表整体国民福利的损失，则中国现有增长模式与整体国民福利提高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职工人均工资水平虽然都表现出上升趋势，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更快，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制造业部门工资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造成了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与各行业工资平均水平的差距扩大，比较优势的发挥实际上并没有给制造业部门就业人员带来它原本可以带来的实惠。
（二）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与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人力资本是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经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收益。
从理论上来看，人力资本的思想渊源已久。从重农学派代表魁奈提出劳动是创造价值之源，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古典劳动价值理论，到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都对人力资本进行过相关阐述。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它把人力资本作为独立的因素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加微观的方法，把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具体化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为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提供了土壤，但是，其弊端也值得深思。如果说“制度变革+产业导向”的模式，其核心是低素质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开发，那么，鉴于这种模式的局限，要保持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发展战略上需要确立新的思路。以劳动力资源开发方式为依据，这里，我们将提出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即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一次开发和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制度变革+产业导向”模式，描述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一次开发的轨迹，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是这一轨迹的典型特征。我们认为，劳动力资源二次开发的核心，在于经由系统性技能培训和普通教育的发展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此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转型，将中国经济引入可持续增长轨道。从劳动力供给增量来看，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正处于进程当中。随着劳动力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张，中国全社会及现代部门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与体现于技能、知识当中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密切相关。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成功地开发了一度沉淀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国有部门的庞大劳动力资源，并由此把经济送入快速起飞的跑道，那么，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第二次开发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将至关重要。实际上，作为第二次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更大的可开拓空间。对比结果显示，中国劳动力素质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即使让大多数劳动力普遍具备初等教育水平，中国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是，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尽管从各自经济利益出发，微观经济主体对知识和技能重要性的观察角度不一样，但是，这种普遍认同的合力却有益于宏观层面“干中学”效应的持续发挥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的选择，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巧妙选择，那么，为了避免这种选择的“收益递减”窘境，中国不得不为未来重新定位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未雨绸缪，在“干中学”中培育劳动力素质已经成为一种确定性选择，这实际上构成中国劳动力资源二次开发的核心。以90年代为分野，中国增量劳动力供给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代际”差异，90年代以来增量劳动力的特点是，他们拥有相对较多的教育、培训机会，而这些机会的提供，为其快速步入熟练劳动力行列奠定了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人力资本加速积累时期，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将越来越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关注的核心。
三、构建人力资源开发体系，给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活力
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时期，但目前的开发政策不力、手段单一，效果不明显。
从基础的教育制度看，大学等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分割，政府有限的教育经费向大学等学历教育倾斜，职业教育严重滞后。相比较起来，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等，把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到“国策地位”，为了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的目标明确、系统完善和措施到位，往往为技能培训专门立法，以调动全社会开展各种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为了迎接产业结构升级，高度重视劳动力的技术、技能培训，企业把行为科学运用于工作场所，产生了所谓“参与性管理培训”模式。根据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政府先后颁布了《人力开发和培训法》、《经济机会法》、《综合就业培训法》、《工作培训伙伴法》等多部旨在调动全社会参与培训积极性的法律。实际上，劳动力素质的开发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从目前中国劳动力素质开发的状况来看，尽管加强普通教育和技能教育的共识已经达成，但是，建立什么样的教育培训体系以使得劳动力素质与社会需求相协调的梯度结构尚缺乏整体性思路。
作为中国人力资源二次开发的重要体现，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策略应该表现出鲜明的层次性，包括：（1）目前及未来农村基础教育的加强和政府对转移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政策规划；（2）对于城镇就业人员的岗位培训；（3）对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普通教育、技能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的问题，切实关系到劳动力再生产能否适应工业化阶段的人力资本需求的问题。相对于较为规范且仍待着力加强的普通教育而言，中国技能教育的加强和规范有待走的路可能更长。因此，通过劳动力素质开发长远社会计划的制定，以此把劳动力技能提高的短期任务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涵盖政府、企业、个人的且使院校、各类培训机构有机联系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至关重要。这样的计划应该具有政府资源、企业资源和个人资源的整合功能，并切实调动起三方参与的积极性。这个体系的构建，将给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