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宗商品市场高位波动，推高了全球整体物价水平
联合国贸发组织数据显示，从2010年6月至2011年2月，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223.4点上升到320.5点，涨幅达到43.5%；以特别提款权（SDR）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也从201.2点上升到271.3点，涨幅为34.8%。2011年2-4月，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开始呈现分歧，其整体价格指数出现下行趋势，但以美元计价的指数和以SDR计价的指数仍然分别在300点和250点左右的高位波动。2011年5-8月，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在高位震荡，衡量大宗商品价格的CRB指数 在4月20日创出历史新高，达691点，随后在5月跌去10%至625点。8月份以后呈现出大幅下跌，CRB指数从8月31日的662点跌至9月23日的576点，跌幅为13%。这次下跌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具有全面性，大宗商品的所有品种无一例外价格全面回落；其次是存在一定次序性，从生产品到消费品再到投资品渐次变动，即最先下跌的为有色金属，然后是能源，接着是农产品，最后是贵金属。根据IMF的估计，2011年全年原油价格将达到每桶103.20美元，比上一年上涨24.17美元/桶。
总体而言，2011年以来各类大宗商品价格的集体下探根源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总需求减弱。而发达经济体对于流动性管理偏向谨慎，发达经济体债务问题导致的不确定性以及大宗商品市场中的金融投机的影响等诸方面因素的叠加，带来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剧烈震荡。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高位波动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价格上涨提高了整体物价水平。这使得各国必须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为代价来维持物价稳定，从而导致当前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和增长步伐放缓。此外，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上涨还导致低收入净进口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贫困状况。加强大宗商品市场的监管是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目前正在积极倡议加强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监管。
八、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联动关系进一步加强，各国经济复苏和政策运用的复杂性加大
2011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债务危机不断升级、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和收入差距扩大等经济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11年8月，英国伦敦爆发最近数十年来最严重暴动，并向曼彻斯特、索尔福德、西布罗米奇、伍尔弗汉普顿等地扩散。暴动不仅严重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给深陷经济困境的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伦敦市长宣称，暴动造成的损失以及加派的警力支出，至少达到1.33亿英镑，其中在四天暴动期间，伦敦警方支出高达0.74亿英镑，伦敦以外地区的警力支出超过0.5亿英镑。此外，因暴动事件财产受损的民众，向伦敦警方求偿的金额大约为1000万英镑。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及政府削减开支给社会福利带来负面影响等经济因素成为年轻人对政府产生对抗情绪和骚乱不断蔓延的主要原因。2011年9月，美国上千名示威者聚集纽约曼哈顿，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及社会分配不公，并试图占领华尔街；10月，“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不断升级，逐步演变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并呈现向全球扩散的趋势。目前，据“占领华尔街”网站初步统计，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多个国家的650多个城市的民众均先后发起不同程度的抗议行动，以反对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上的不作为。欧洲多国的青年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向全球蔓延等社会问题的不断显现，正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问题相互影响并日益密切的重要表现。
九、突发性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对相互依赖性很高的世界经济造成明显冲击
2011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均不同程度遭受到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冲击，这使本已步履沉重的经济复苏雪上加霜。据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650亿美元，比2005年全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多430亿美元。2011年上半年美国共发生风暴、洪水、火灾及地震等自然灾害近100次，总经济损失达270亿美元，超过近十年平均值118亿美元的两倍。2011年3月，日本发生大地震并由此引发了海啸和核泄露，工业生产和电力供应受到严重冲击，这给日本经济带来直接损害。据日本政府估计，地震和海啸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3000亿美元，这一预估还不包括因供电不足造成的经济活动损失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市场和企业信心震荡带来的损失。2011年2月，新西兰大地震造成的直接损失也高达200亿美元。根据中国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发布的数据，2011年上半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造成2.9亿人次和2252.6万公顷农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10亿美元。自然灾害不仅给有关国家经济造成直接损害，还损伤了世界经济复苏的元气，并对世界粮食、能源和环境等政策的调整带来深远影响。
未来一年内，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
在未来一年内，世界经济将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以下八个方面。
一、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并逐步得以缓解。尽管债务危机存在进一步扩散和升级的可能，但危机得以化解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各主要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将决定债务危机何去何从。
二、发达国家没有就业的乏力复苏，再加上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很可能进一步放缓的预期，均会诱发新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保护主义。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能否在治理全球失衡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TPP协定能否最后达成及其对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产生何种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鉴于低利率有利于刺激投资、稀释债务、减轻偿债负担，故发达国家继续维持超低利率的可能性较大。宽松货币政策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有两个概率相当的变化方向：其一是美欧掉入流动性陷阱，其二是引发4%甚至更高的通胀。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的政策，如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QE3）或实行退出，或听之任之，均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四、受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的拖累，同时也因为不得不通过紧缩政策来抑制通胀，再加上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规模和速度的愈发扑朔迷离，新兴经济体增速放慢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大，其中，一些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亦无法完全排除。
五、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力量既来自需求变化和供给增减，也取决于全球流动性状况，还来自高度金融化了的投机行为。究竟哪种力量会占上风，其强度有多大，将最终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方向和幅度。
六、部分国家内部的社会动荡、骚乱或是群众抗议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它们对经济产生影响的途径与强度如何，特别是对政党政治和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都很难确定。
七、面对自然灾害和地区安全危机，大国之间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能否精诚合作，特别是在伊朗和朝鲜半岛等热点地区的军事对抗和政治动荡是否会升级和蔓延，均会对全球经济局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八、在2012年，美国和法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及俄罗斯、墨西哥和韩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将举行大选。领导人的更换可能会导致政策调整，竞选本身也会凸显或淡化某些特定的议题与政策选项，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平稳运行的因素。
鉴于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同时也基于对2011年世界经济整体运行的描述与分析，本文认为，2012年全球增长态势与2011年相比大体持平或略有下降的可能性较大，即按PPP计算增长率为3.8%，按市场汇率计算增长率为3.0%。这一水平低于世界银行在2011年6月预测的按PPP计算4.4%、按市场汇率计算3.6%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1年5月预测的按PPP计算4.6%的经济增速，与IMF于2011年9月预测的按PPP计算4.0%、按市场汇率计算3.2%的增长水平较为接近。
张宇燕 徐秀军／文
（第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第二作者单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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