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发布力作《中国金融战略：２０２０》，在这部被业界赋予“未来金融业行动纲领”的著作中，夏斌建议以“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作为推进改革的总体原则。
如今，当危机再次袭来之时，夏斌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采访，仍强烈呼吁“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他还提醒投资者注意汇率制度转换之时可能发生的风险。
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注意到，在您的书中，“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是贯穿始终的战略思路，其中，“有限全球化”的思路特别引人注意，这体现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现在资本账户渐进开放这些战略建议上。您为什么这么注重中国金融全球化的程度问题，是担心金融市场完全开放所带来的风险吗？
夏斌：是的。因为在国内改革包括经济改革、汇率改革还没到位的情况下，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绝对会带来灾难性的风险。在这方面国际上是教训多于经验。
我怕市场人士不太相信中国学者的话，所以在本书（指《中国金融战略：２０２０》一书，下同）中，特别引用了一个西方人、美国前财长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一书中讲的话：迄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过程，还没有出现不发生危机的现象。
“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就是指，在金融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的两个方面，相对而言，对内越快越好，对外相对于对内，要谨慎。就是在汇率、资本项下，人民币国际化这三个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上，要讲节奏，要讲三者政策的协调与配合，要逐步推进，这就是金融“有限全球化”的主要含义。
汇率制度转换之时最容易发生危机
日报：谈到汇率制度改革，您提到“汇率制度的选择，更大的风险来源于转换过程，而非某一种汇率制度本身”，在去年６月启动“二次汇改”之后，中国的汇率制度可以说也正处于这样一个转换过程之中，对于其中的风险和机遇，你怎么看？
夏斌：我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一国如何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中，第六点专门讲到了你引用的这句话。在第一到第五点中，讲了关于汇率选择的理论很多。从历史上看，不存在绝对好的和绝对坏的汇率制度，固定和浮动汇率下都有不光彩的危机历史。
选择好的汇率制度就是选择最优的货币区。但是对于大国、小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而言，什么叫最优？其实是不同的。同时又要考虑，是不是“最优”，还要看你对资本管理政策是否选对了，因为这项政策实际是对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
而且，不管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历史上看，一国最容易发生危机的时期，恰恰是在汇率制度转换之际。
我在本书中指出，为什么汇率制度的转换如此艰难？或者说为什么有风险？因为一方面，一国经济制度有“路径依赖”，有些不适应浮动汇率制下的其他经济制度并不是能简单转换到位的。另一方面，我引了巴里·艾肯格林的话来解释：因为“每个国家的决策并不是与其他国家无关的。它们的自主性源自于国际货币安排的网络外部性”，“一个国家的决策会受到此前其他国家决策的影响”，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决策会受到国际主导的中心货币国家的影响，在这方面，非中心货币国家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性。当然，这并不否认“内因”的重要性。
至于说机遇，从中长期看，中国如此大的经济体仍处于相对世界各国而言高速的增长，这是最大的机遇。
在高增长阶段，我们应该有条件去加快内部的结构调整，扩大消费；在“蛋糕” 不断做大的同时，改善贫富差距，加快财政改革，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和内部金融改革等，在此基础上，可以去推进包括多方面内容在内的汇率制度改革，而汇改不仅仅是指人民币的升值。
就是在今年经济调整的艰难之年，我仍不否认，同样存在推进汇率制度逐步调整的空间。在这方面据我观察，现在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学术界、理论界的讨论，而是决策层的认识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