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已经由应对金融危机时的积极扩张转向抑制通胀稳定产出的适度紧缩。本文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三个政策实施的角度，对中国近期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动因、实施方式、可能效果等因素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已经由“宽财政、紧货币”的调控态势转向了“财政货币双退出”，同时，汇率政策由稳中有升日益转向加速升值，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自主性受到国际因素的诸多干扰，因此需要对大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协调问题予以更多的重视。
全球金融危机进入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经济政策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进程持续疲软、通缩迹象明显，多选择延续危机期间的宽松经济政策。而新兴经济体则出现经济过热、通胀高企，多倾向于选择加息等紧缩型政策。这两种差异化的经济表现和政策选择，使得全球投资和投机资金呈现出趋势化流向，对许多国家汇率、利率乃至资本账户形成冲击，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这样大国的经济调控难度。
2009年以来，中国开始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由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转向适度紧缩的经济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截至到2011年五月底，已经连续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缩流动性，并适度上调利率，在不引起大规模热钱流入的情况下，提高资金成本，抑制投机。在财政政策方面，除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持续紧缩调控外，还采取了干预农产品价格、发改委“约谈”稳定日用产品价格的措施，保证价格稳定，抑制通胀。尽管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紧缩政策，但由于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中国紧缩经济政策的效果尚不明显，还未能实现经济的软着陆，通胀仍然处在高位。这说明，“紧缩”仍然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政策主题。
近期，学者们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政策退出“适度宽松”的政策安排及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对中央政策的制定具有深远意义，也有部分学者对近来政策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本文对其中涉及我国近期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性整理与评析。
一、货币政策方面
由于2008～2009年的“全面宽松经济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现象日益显现，我国中央银行从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两方面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前者以上调利率和人民币适度升值为主，后者包括利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货币。从文献角度来看，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本次货币政策收紧的动因和紧缩政策实施路径这两方面。
（一）中国货币调控的本质
周其仁（ 2011）认为中国货币宽松的本质在于货币运动的两条线索，货币政策的调控也应基于这两条线索展开。第一条线索是央行不断以基础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大手购汇，为稳定人民币汇率而累积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第二条线索是条条块块的政府及其公司具有极强的土地融资能力，经由商业银行的放贷不断创造货币。这是近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货币基础，也是国民经济运行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素的货币根源。基于此，中国的货币调控也形成了两个着力点，一是央行发行多种短期央票，以回收过量放出去的基础货币；二是央行以数量型工具，即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抑制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主要手段。周其仁发现，央票并不能够完全回收由于对冲外汇占款而带来的超发基础货币，一方面是央票发行数量不够，仅对冲了80%的外汇占款；另一方面则是央票发行与换汇之间的时滞也导致了大量基础货币“泄漏”，这决定了中国紧缩货币政策在效果上将有折扣。
（二）紧缩性货币政策实施的动因
学术界将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和经济过热压力视为2010年下半年以来货币政策显著从紧的主要动因。对通货膨胀压力推动紧缩货币政策实施的研究主要从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两个视角展开。其中，国际因素包括美国进一步的量化宽松政策（qe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这些都可能为我国带来“输入型”通胀。国际上，一些学者认为qeⅱ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刺激作用。
helbling et al.（ 2011）指出qeⅱ的推出对世界产出冲击巨大，从而对全球经济增长动态学产生了重要影响。freedman et al.（2010）认为由于qeⅱ在长期和短期都有显著的真实效果，尤其是金融加速作用最为显著，因此应该谨慎选择qeⅱ的操作方式以达到对全球经济产生的正面影响的目的。我国学者则更注重qeⅱ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郑联盛（2010a）指出美国实行的qeⅱ将在全球进一步放松流动性，加大我国通胀压力，强化国内通胀预期从而挤压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影响政策独立性。余永定（ 2011）表示过度的全球流动性已经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在投资增长和强劲出口之余，充裕的流动性、旺盛的需求和供应方面的冲击使得通胀不可避免。李稻葵（ 2011）对于全球大宗商品，尤其是农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引发的全球通胀表示担忧。这将对未来5～10年的我国通胀水平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相对紧缩、相对慎重的货币政策。高盛（2011）则认为中国通胀率的上升是因为总需求增速超过了长期趋势水平，一是gdp增长已高于趋势水平，特别是第三产业增长较快，整体产出已高于工业增加值；二是节能减排导致上游产品供应受到限制，进一步压缩了供给。巴曙松（ 2011b）认为2010年lo、11月份蔬菜价格大幅上涨使得市场预期的cpi高点连续后移，并超出预期，从而导致2011年通货膨胀持续上升。然而，巴曙松认为2011年通货膨胀仍处于大致可控的范围，目前通胀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农产品、蔬菜和粮食领域，尚未全面扩散，只要及时采取紧缩措施并加大供给，在正常情况下通胀压力不会高于2007～2008年水平。马龙等（2010）基于非约束var模型研究发现，货币供给冲击会通过通胀预期的传导渠道对我国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应采取如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及熨平库存波动的产业政策对通胀预期进行引导，实现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有效控制。
学术界对经济过热压力的研究还集中于国内房地产价格上涨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现象。吕江林（2010）通过度量我国住房房价收入比合理上限标准’的模型，结合2001～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年消费性支出的数据测算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十分明显的泡沫，蕴含很大的金融风险，应采取积极手段挤压泡沫。张明、何帆（2010）则从流动性、通胀预期、实际调控政策力度进行分析，指出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深层次原因为流动性过剩产生的投机性需求，认为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最佳手段为加息和收紧银行信贷规模等能够从根本上缓解流动性和通胀预期的措施。巴曙松（ 2011a）认为2011年经济上行风险大于下行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之一是全球流动性宽松下的资产泡沫。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应避免对下行风险的过度反应，转而重视防控资产泡沫问题。
（三）紧缩性货币政策实施的路径
我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利率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来实现。利率政策方面，胡凯、唐文进、屠卫（2010）指出名义利率通过进入生产函数影响企业的储蓄和投资决策的模式最终影响了产出和通货膨胀。除了总需求渠道之外，利率的改变也通过影响产出成本的方式对经济产生了影响。虽然提高短期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减少总需求的方式降低通胀，但也要防止因企业借贷成本上升而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周小川（ 2011）强调，现行利率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会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即会引起热钱的流入。同时，李扬（2010）指出，我国利率还没市场化，利率调控手段的作用相对有限，但再分配作用相对突出，调控作用并不特别明显。
从数量型货币政策来看，我国中央银行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包括直接信贷控制、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王立勇、张代强、刘文革（ 2010）使用lstvar模型结合我国1998～2007年的cpi、m2、实际有效汇率、金融机构贷款等月度数据及一
年期存款名义基准利率，测算出使用货币工具调节物价具有非对称性。信贷工具在抑制通胀预期和预防通货紧缩方面比较有效，可以与货币工具搭配使用。陆前进（2010）则指出央行货币市场日常操作主要通过发行央行央票和正回购回笼资金，但央票的大量发行会导致利率上升，央行为了稳定利率，只能使用法定准备金率工具回收流动性。宋国青（ 2011）则认为从资产与负债平衡的角度来看，外汇储备过低的投资收益率限制了央行的利率调控空间，从而迫使央行只能选择准备金等调控手段。
（四）评论
从目前的宏观经济现实以及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来看，为缓解高涨的cpi，解决经济过热的不良后果，稳步退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中国特殊的货币运动规律，利率等调控手段仍然面临多重约束。一是央行的资产负债约束，在财政资金不能补贴央行的条件下，抬高利率意味着央行将增加支出规模，在铸币税固定、外汇投资收益较低及央行无盈余的情况下，提高利率存在现实困难。二是结售汇制度约束了利率政策的效果，提高利率容易引发热钱大幅流人，而央行对外汇的对冲又增加了货币供给量，使得紧缩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未来央行在选择上仍将以调控准备金率为主。丰富中国的货币调控手段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手段，还需要改革外汇管理模式，推进汇率市场化，并以此建立市场基础。
二、汇率政策方面
中国本轮汇率政策主要围绕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一重点有序实施。自2010年6月19日以来，以中间价为计，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达5%，近期更呈现加速态势。人民币加速升值一方面可以缓解国内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上美元持续走弱的现实因素推动。虽然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控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所引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但同时也增强了国际上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而吸引了更多国际资金。这无疑加重了我国外汇市场冲销的负担。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对人民币升值的动因、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以及短时间内加速升值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
（一）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动因
2010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动因主要包括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和国外美元等货币持续走 弱因素。张礼卿（ 2011）中指出，由于美元是初级产品的主要计价货币，美元贬值会造成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以及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作为全球主要的初级产品进口国的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渐增，为降低本币表示的进口产品价格以及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人民币应该相应升值以控制通胀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胡晓炼（ 2011）也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减缓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这表明汇率政策已被监管层纳入到抑制通胀的调控手段中。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压力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外汇持续流人。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以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为出发点进行政策安排。而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货币供应量以及抑制输入型通胀，因此实施人民币升值协调其他政策可以达到抑制通胀的政策目标。
（二）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
虽然人民币持续升值已经成为事实，但学者们对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问题的意见仍存在很大分歧，主要包括维持汇率稳定和增强人民币弹性两种政策选择建议。一方面，范小云等（ 2010）指出，从考虑一国对外净资产来衡量一国外部失衡程度以及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各国金融发展程度差异的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水平并不存在低估。因此从短期策略来看，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较为符合国内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的要求。straub&thimann（2010）指出虽然中国现行汇率制度会对国内家庭的跨期决定产生冲击，但是固定汇率制在短期对产出增长是有益的。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浮动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在中期（5～10年）可能对gdp增长有不良影响。另一方面，黄志刚（ 2011）通过建立一个开放效果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不同的汇率政策对经济的动态影响。经比较发现，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调整贸易顺差和福利方面具有优势，且这种优势在资本控制环境下也成立。黄益平（ 2011）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真正实现汇率完全自由的浮动也不现实，但可以考虑利用今后三到五年的时间来实施改革，实现“有条件的自由浮动”。具体的“条件”可能很多，但至少有两条：一是应该限制短期资本的流动；二是可以允许当局实行有节制的市场干预。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短期资本回流太快，是对中国的金融机构的重大挑战。具体的限制办法可以利用已经实施的qfⅱ和qdⅱ制度，允许短期资本跨境流动，但对流动的频率和数量做出明确的限制。易纲（ 2011）从应对通胀的角度出发指出，要有效应对当前通胀难以平抑的不利局面，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刻不容缓。由于我国通胀压力的根源在于经常账户顺差过大，过大的顺差造成货币升值的压力。因此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减少贸易顺差或经常项目顺差，适当调控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维护经济稳定的必要选择。
（三）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影响
目前，学者们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探讨了人民币加速升值对国内经济产生的作用。积极影响主要是人民币升值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国外能源价格上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张明、何帆（ 2010）从我国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和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两个方面来看，认为目前人民币有效汇率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适当的升值可以改变制造业过度发展、服务业欠发展的产业结构失衡，遏制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造成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缓解外部流动性冲击等经济发展问题。樊纲（ 2011）表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它要贬值，必须要由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来实现。而我国作为一个原材料进口大国，我国适当加快人民币汇率升值浮动，有利于降低物价总水平，并对调整经济结构也存在积极影响。
在消极影响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围绕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弱化央行外汇储备资产价值展开。从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角度来看，陆前进（ 2011）指出由于外汇市场供大于求，人民币升值压力一增再增。中央银行为了稳定汇率，不得不干预外汇市场，买进外汇，投放本币，因此本国货币供应量增加。而央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就需要通过发行央票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来冲销，以回笼货币。为增加央票发行的力度，需上调利率，而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之下，上调利率，会引起资本流人增加，导致外汇储备增加。高波（ 2011）认为在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人民币升值或升值预期强化，都将吸引更多境外热钱的持续流入，为了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央行将不得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被动买入外币同时卖出人民币，这样冲销的操作结果必然会大幅增加国内流动性。同时，为寻求资金最低限度增值和保值目标的国内企业和居民的储蓄存款也会因此大幅增加。这样，势必会导致银行体系形成新的流动性过剩。鉴于目前房地产贷款仍是商业银行的一款优质资产，商业银行很可能会将这部分新增的信贷资金大量流人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刺激或放大目前国内的房地产泡沫。从弱化央行外汇储备资产价值角度来看，wang et al. （2010）认为受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以及美元为政府或私人投资的主要通货的现状影响，未来一段时间美元仍会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形式之一。但应适当降低美元的比重，加大欧元和日元的占比，以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外汇储备风险。李勇（ 2011）指出美元和欧元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储备货币，我国外汇储备也以美元和欧元资产为主，欧元和美元的“轮番”贬值，不但使我国外汇储备出现账面亏损，而且加大了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管理的难度。当前必须处理好经济增长“调结构”与“稳增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促进内外需结构调整，一方面防止出现汇率导致的经济大幅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四）评论
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将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性升值过程，这是由中国经济高于全球其他国家的不断持续经济增长所决定的，短期的国内通胀和其他货币币值的调整将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时点上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仍将应本着“大战略”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先行，将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与加大汇率波动幅度相联系，稳步地推进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三、财政政策方面
中国本轮财政政策已经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变为稳健性财政政策。其主要目的是控制金融危机中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过高和投资效率不足等问题。由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因此许多情况下需要中央的财政补给。而本次金融危机期间，政府为刺激国内经济而积极支持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有效地成为了地方政府的“第三只财政之手”。然而，在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所面临的债务过高和投资效率不足问题逐渐显露。学者们针对这一财政政策热点提出了财政分权等研究方向。同时，对于逐步收紧的财政政策对国内经济影响的研究也成为炙手可热的财政政策议题。
（一）是否继续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学者们对于货币政策的退出意见较为统一，但对于财政政策究竟是继续扩张还是稳步退出存在较大分歧。王彬（ 2010）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分析框架，使用1995～2008年的实际产出、消费、净出口、政府购买等季度数据，应用脉冲响应等方法揭示了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带动国有企业部门的投资增长，避免了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动荡因素，为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认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为保证前期所取得的成果和稳定宏观经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贾康（ 2011）认为财政政策在2011年仍应具有扩张特征的重要原因有四，一是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期间开工的项目，还需要一些后续的配套建设资金。二是政府为加大在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也要有进一步的支持财力。三是对应于我国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主要是食品和房价两个方面），需要财政实施结构性的有效供给的对策。四是针对公共交通体系瓶颈制约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财政资金支持下的大手笔“点调控”。林双林（ 2010）通过考量1929～2009年中美日三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等数据之后，认为从长期平衡预算的思想来看，我国的政府赤字应采取反周期的操作模式。由于现在中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当中，故中国应当缩小财政赤字规模，尽早退出积极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过热。
（二）稳健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
学者们在积极财政政策退出之后，稳健财政政策的经济影响方面也有不同意见。杨小勇、龚晓莺（ 2010）通过比较1992～2005年的货币需求、利率、gdp、通胀率等数据的对应关系之后指出，由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果较货币政策明显，故采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可行方法。约翰一列普斯基（ 2011）认为解决全球经济复苏中的问题，需要依赖各国建立财政缓冲区，并执行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就中国而言，需要在短期内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并在长期内建立财政缓冲政策。
（三）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出现与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密不可分，财政分权制度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的经济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李明、李慧中、苏晓馨（ 2011）采用cgss2005数据库和多层混合效应逻辑斯特模型，认为财政分权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郑联盛（ 2010b）通过详细分析欧洲债务危机指出，公共债务增长迅速和隐性债务大范围出现一般都是主权债务危机的“明显和自然”的前奏。由于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相对有限且不稳定.，在医疗和教育方面需要大额开支，以及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余额高涨等因素，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持续扩大。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应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此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与银行也存在紧密关系。reinhart ＆ rogoff（2010）指出银行债务危机会直接导致主权债务违约，并进一步导致公共债务泛滥。严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违约才能避免银行债务危机。于海峰、崔迪（ 2010）通过比对2002～2007年我国地方各项税收收入总量及结构指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过多、过度负债会影响各地地方财政正常运行，并引发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应从严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增强信息透明度、建立并完善风险预警系统等方面解决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产生的债务风险。，巴曙松（2010）强调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在于城投债，而在于银行借款。所以，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债的形式以及资产证券化等多种形式从资本市场融资既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且还有利于降低银行系统风险。针对个别地区出现地方债危机的担忧，我们注意到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如果少数地区发生债务危机，中央政府应当有能力通过财政拨款或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这些地区进行救助。
（四）评论
由于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为直接、短期更为有效，因此成为金融危机期间最为主要的刺激工具，但一旦政府支付特别是负债支出幅度过大就会对政府财政形成约束，并对未来财政政策形成约束。我国危机期间通过地方融资平台释放出过多的政府支付，大部分属于负债支出，这需要不断的后续资金流才能维持运转，一旦货币政策转向紧缩，将严重考验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地方融资平台的管理问题也成为近期学者们对财政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
四、结论
在中国经济维持稳定增速，甚至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背景下，中国率先实施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的退出措施。从既有研究来看，今年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不仅受到国内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和大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约。汇率政策对外汇储备资产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减少了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国内资产，进而影响国内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财政政策在国内地方债务风险和国际输入性通胀的双重影响下步人了紧缩周期，为过热的国内经济降温。
从货币政策来看，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学者们的共识，也是应对经济过热、缓解通胀压力、维护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央行一方面运用利率等价格调控手段，调节资金需求，管理通胀预期，阻断外部资金进一步流入，另一方面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积极发行央票，实现资金净回笼。这比较符合学者们关于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路线的研究，价格型政策与数量型政策并举，积极消除通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从汇率政策来看，考虑到通胀压力与汇率弹性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替代关系，汇率政策的选择就与货币政策发生了联动，进而使得汇率政策的选择空间变得有限。虽然人民币汇率步入加速升值的现状具有可以降低外储过度积累、减缓资本过度流入、放慢出口过快增长等诸多优势，但中国还是应该借此机会，对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尽快完善，防止过于僵硬的汇率制度成为经济增长的“短板”。学者们今后的研究方向可以集中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测算以及最优弹性空间的确定。
从财政政策来看，相对于存在明显时滞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选择弹性明显较强。虽然学者们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是否退出各执一词，但是选择合适的时机，平稳退出，减少政策波动带来的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应该是首要考虑的方面。而且，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引发的财政赤字规模扩大会否爆发经济安全隐患也是关注的焦点。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破产引发银行债务危机升级成为主权债务危机，将会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蒙上阴影，因此在处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的问题上应慎之又慎。
整体来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经济稳步回升向稳定增长转变的关键时期。虽然货币、汇率、财政政策互相影响，仍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为主线，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稳步消除经济过热的不良影响，增强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一方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改善民生，一方面巩固已有的经济成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经济学动态》，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刘澜飚，宫跃欣，张靖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