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转型背景和关系主导型社会结构下，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广泛存在，并对民营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了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内在机理、渠道以及政治关联策略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政治关联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和规避风险，同时也会增加民营企业的成本；（2）民营企业热衷于建立政治关系的原因在于政府对众多资源的垄断性；（3）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渠道可以分为显性渠道和隐性渠道，形成错综复杂的政治关联网络；（4）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策略包括积极性策略和消极性策略，明智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总是积极地构建政治关系，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提供关键资源。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和政治经济的融合，企业已经步入政治竞争时代。faccio（2005）从全球视角研究了政治关联问题，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在很多国家都广泛存在，特别是产权保护度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更为突出。在许多产业，政治上的成功与经济上的成功同等重要，因此企业往往将政治战略作为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政治关联已成为企业取得成功的基础。许多企业在制定市场竞争策略去战胜对手的同时，无不重视政治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他们通过影响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从而获得各种政府资源，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水平。企业越具有长远发展意识，越会重视政治策略的制定与实施，这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
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效应，一度成为公众争论和学术研究的焦点。一些学者研究了企业从政治关联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发现许多政治领导人利用他们的权力为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提供方便，从而使这些企业受益（claessens等，2008；bunkanwanicha等，2008；faccio，2006；fisman，2001）。然而，政治关联也可能为整个社会和单个企业带来明显的额外成本。通过控制企业的决策行为，政府官员能够把企业当做取得所谓较高政府目标的工具（如就业最大化、地区发展、产业政策等），并且政府官员也可能通过对企业的控制来谋取私人目标（如增加政治升迁机会、攫取财富等）。因此，政治关联可能造成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从而损害企业价值和绩效（faccio，2006；cheung等，2006，2009）。总之，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是复杂的，企业将通过权衡成本和收益来制定相应的政治策略，以获得稀缺的资源和实现价值最大化。
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不但在经济领域内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中国转型背景和关系主导型社会结构下，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广泛存在。政治关联构成了民营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对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搞好与政府的关系是某些企业成功的重要前提，甚至连跨国公司都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做生意时“关系为王”。民营企业通过不同渠道拥有政府资源，与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更为有效，并带来政治利益和经济效益（周黎安、陶婧，2009；li等，2006；li等，2008；罗党论、唐清泉，2009）。因此，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竞争工具能拓展民营企业的外部生存空间，为民营企业创造有利的竞争环境。然而，政治关联也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成本，从而损害企业绩效（夏立军、方轶强，2005）。fan等（2007）研究发现，政治关联造成了政府对企业的侵害，导致了企业绩效下降。可见，政治关联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与腐败联系在一起，它对民营企业的生存既能够发挥正面的促进作用，也能够产生负面的影响效应。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提倡民营企业通过建立与政府及其官员的密切关系而谋取利益，而是主要研究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作用、本质、渠道和模式，从而理性地认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问题。该研究不仅有利于促进学术界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深入探讨，而且有助于民营企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并制定更有效的政治策略，以促进企业绩效和竞争能力的提升。同时，本文的研究也有助于监管部门限制和约束政府及其官员对民营企业的侵权行为，从而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建立公平的企业生存环境，以提高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支撑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内在机理
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看，政府扮演的角色可分为扶持之手、无为之手与掠夺之手。扶持之手假说认为，当企业遇到危机时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无为之手假说认为，政府是缺乏效率的，并不关心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掠夺之手假说认为，由于履行社会目标或腐败行为，政府可以从企业掠夺资源和财富。从外部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角度看，政府的“扶持之手”有利于保护外部投资者的利益，约束企业内部人对公司现金流的侵权，而政府的“掠夺之手”往往损害了企业内部人和外部投资者的利益。
现实中，政府可能同时表现为“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在某些情况下“扶持之手”的作用比较突出，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掠夺之手”的效应则比较显著。“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两种效应往往交织在一起，对民营企业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而“无为之手”在中国的表现不明显。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政府对民营企业干预的动机和能力不断增强，政治关联能够发挥有益的支持作用。在过去30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国推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客观上改变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使政府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也导致了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市场化、对外开放和社会投资等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财政分权制度允许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受制度保障的地方财政收益，允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这些收入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在客观上使地方政府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并对地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财政竞争激励。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初，地方官员升迁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转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从而对地方政府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励。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始终伴随着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央始终掌握着对省级地方政府官员的干部政绩考核和晋升的权威。由于财政分权和政府官员考核奖励机制，再加上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政治晋升动机，各地政府都具有支持本辖区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现行的财政体制安排和干部人事制度形成了地方官员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激励基础。在中国，中央通过设立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激励地方政府贯彻中央的政策意图（周黎安，2004）。基于上述原因，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各地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积极发展本地经济，并制定了相应的促进政策，从而发挥了政府“扶持之手”的作用。
政治关联也可能对民营企业的效率和价值产生危害，造成“掠夺效应”。由于我国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和政策性负担，政府具有掠夺民营企业资源的强烈动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地方政府所掌握的预算外收支的权力，使地方政府实际拥有很大的自主收支权。随着政府支出的大规模增加，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地方政府只能不断扩大税源以增加预算内收入。而一个地区的税源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在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依然控制着税权，地方政府无权制定本地单独使用的税收条例和法规，地方政府对预算内收入规模的控制权受到很大限制。但地方政府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预算外收支体系，增加预算外收支就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重要选择。预算外收支体系基本上不受中央控制，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对这部分资金的管理权主要分散在各级政府下属的职能部门，而非由财政部门集中管理，因而在预算外收支体系中滋生出大量的“三乱”（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行为，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秩序。地方政府往往依赖民营企业来增加预算外收入，向民营企业大量摊派费用，加剧了对民营企业利益的攫取，进而降低了地区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损害了地区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王文剑、覃成林，2008）。同时，政府为了实现政策性目标，如地区发展、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会将各种社会性负担转嫁到民营企业身上，从而增加民营企业的负担和成本。另外，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官员对民营企业的扶持是有代价的，民营企业必须为政府官员提供利益，他们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当政企关系呈现政府主导型特征时，政府的权力部门化，部门的权力利益化，部门的利益个人化，有很多权力掌握在个人手里，这些人控制着资源。一些企业家要寻找利润的空间，就要想办法来结交这些官员，因此就会出现一些“潜规则”等腐败现象。这时，政府及其官员利益的获得往往是以民营企业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表现出“掠夺之手”效应。
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表现出加强的趋势。政治关联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资源、利益和机会，同时也可能为民营企业带来很大的成本，形成“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共存的局面（见左图）。因此，政治关联可以为民营企业带来“扶持效应”和“掠夺效应”，两种利益相反的效应在中国政企关系中可能同时存在，形成动态演化和相互作用特征，并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达到动态均衡。
图：民营企业、政府及政府官员、管理层之间的关联性和利益链
三、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渠道
（一）显性与隐性政治关联渠道
1.显性政治关联
显性政治关联是指民营企业家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身份或使政府拥有股权，从而与政府建立外显的联系。显性政治关联渠道是建立在法律和制度的基础上，政府和民营企业可以形成稳定的制度性联系。一般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式参与政治的渠道与方式主要有：（1）进入不同级别的人大、政协，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是建立政治关联最直接的方式；（2）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社团组织担任一定职务，从而与政府部门接触；（3）加入中国共产党或民主党派，如中共十六大修改党章允许民营企业家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中共党员意味着一定的政治地位，在充满了对民营企业怀疑、低信任和歧视的环境中，与执政党建立关系可以增强民营企业的可靠性和可信赖性。作为党员来与政府、银行和国有企业打交道，民营企业家可以建立与核心政治和经济人物之间的稳定关系。而且，成为中共党员有助于结交其他党员和政府官员，从而为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提供机会（li等，2006）。民营企业家通过获得政治身份可以更方便地获取政府资源和政治保护，以提高企业价值和业绩表现。
另一个政治关联的显性渠道是通过政府股权建立的。在很多情况下，民营企业努力使政府、官员及国有企业拥有一定的股权，使民营企业带上一个“红帽子”，从而实现民营企业和政府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在法律和制度保护下，民营企业可以通过股权来建立与政府及其官员之间的关系。因此，股权安排可以促进共同利益的产生，打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建立相对稳定和紧密的政治关联。
通过这些显性政治关联渠道，民营企业可以接近政治权力中心，从而谋求利益和寻求保护。民营企业通过参与政治活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自己的声誉和地位，不仅有利于获得政府资源，而且能够促进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以实现企业利益和价值的最大化。
2.隐性政治关联
隐性政治关联不是建立在法律和制度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形成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非正式的柔性关系。这种政治关联属于非官方性质的，没有外在的合同来确立该关系，超出了制度保护的范围。
在中国，民营企业主要通过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和老乡关系等与政府及其官员（包括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部分是由国家产经部门官员和国企的高层管理摇身一变而成的，他们熟悉各个环节的情况，掌握着大量包括其亲友、同学、同乡、原同事、原上下级在内的人际关系资源。同时，中国很多民营企业热衷于通过邀请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到企业任职来建立隐性政治关联，如聘请前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担任顾问等（chen、li和su，2005）。这些政治人物表面上进入民营企业的决策层，实际上是充当民营企业和政府实现政治关联的媒介和通道，从而获得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另外，民营企业还有很多其他渠道与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如与政府领导人保持经常的私人联系、捐赠、参与公益事业等。隐性政治关联渠道广泛地扩展了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使政企关系融合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成为民营企业重要的资源。然而，由于隐性政治关联不受法律和制度的保护，相关政府官员的卸任意味着通过该隐性政治关联渠道得到的利益将可能消失。
（二）政治关联渠道的层次性
由于中国政府机构存在层次性，从中央到地方表现出等级次序和不同的利益划分，从而对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高层次政治关联和低层次政治关联。高层次政治关联是指民营企业与中央和区域的政府及其官员（包括中央党政机构、军方机构、省部级政府、民主党派中央等）建立政治关系，而低层次政治关联是指民营企业与地方性政府及其官员（包括地市级、县级、乡镇级和村级）形成密切的关系。这两种政治关联渠道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并对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
高层次政治关联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为民营企业提供便利和支持，因为高层次的政府机构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商业机会。具有较高层次政治关联（如中央和省级政府等）的民营企业将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政治保护和特权，如获得进出口许可证、充足的银行贷款和利润丰厚的公共产品合同等。一般大型的民营企业倾向于通过各种途径建立高层次政治关联，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调动资源，促进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
然而，尽管低层次政治关联（如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保护能力相对较弱，但对民营企业支持的动力比较充足，依然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利润水平（cheung等，2008）。这是因为，在中国财政联邦主义制度下，地方政府不存在下级政府分享税收，他们的利益往往与民营企业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因此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的动力来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具有扶持民营企业的强大动力，从而制定了相对灵活和优惠的政策措施，吸引民营资本到其辖区内投资。
从权距的角度看，拥有高层次政治关联民营企业与政府的权距要远大于拥有低层次政治关联民营企业与政府的权距。因此，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的紧密程度要大于中央政府与民营企业的联系，民营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密切的关系可以形成稳定的利益集团。由于民营企业追求政治关联的内在动因是为了寻求利益和政治庇护，民营企业具有强烈的积极性来发展各层次政治关联关系，包括党派、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军方等，以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
四、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策略选择
由于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力、过去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歧视等原因，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政治因素及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影响。因此，民营企业采取一定的政治战略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民营企业为谋求有利于自己的市场环境而影响政府政策和建立政治关联的策略被称为企业政治策略，实施政治策略的行为被称为企业政治行为。民营企业政治策略和行为运用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其经营业绩和竞争力（hillman和hill，1999；schuler，1996）。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治关联构成了民营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企业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策略对于其竞争优势和生存发展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策略已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在一些行业，民营企业从政治战略中获得的好处并不亚于他们从市场中获得的利润，因此在企业整体战略中把政治策略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甚至是突出的位置也就变得非常重要。
民营企业往往通过建立与政府官员的特殊个人关系来取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和利益。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民营企业政治策略的主体是单个的企业，政治策略的手段是大量灰色的或非法手段，政治战略的目标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关系在中国目前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虽然民营企业群体试图通过影响公共政策以达到自身目的的情况在近些年开始出现，但在中国转型背景下，通过民营企业群体力量来影响公共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并且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要形成一致的意见和行动需要花费巨大的交易成本，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政治策略之所以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战略构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是由于人际关系的特殊性导向，以及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决定的。中国人际关系的根本特点是“差序格局”，即人们会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不同的对待方式（费孝通，1985），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以普遍性的原则对待所有人。从国家的本质来说，西方国家是指“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或绝对的理念”（redding，1990），而中国则建立在儒家学说和泛家族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具有特殊主义的特点。这种特点同样反映在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上。西方的司法体系是植根于宗教教义的自然法则的信念，而在中国法律制度的执行中存在过多的人为因素，甚至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造成执法效率低下。政府对资源的分配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与政府关系紧密的民营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和商业机会。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和随意性普遍存在，仍在相当程度上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存在差别。更为糟糕的是，政府产品和服务还存在买卖关系和权钱交易，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因此，在中国这种文化和制度背景下，民营企业发展与政府及其官员的特殊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中国转型经济的特点使民营企业把政治策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转型经济为民营企业经营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虽然这些不确定性随着市场化改革而逐渐降低，但行政管理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是指政府和执法部门工作的不透明性和不规范性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目前影响民营企业最重要的非市场因素，时时给民营企业经营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在规则上呈现出模糊和不够细致的特点，在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这种状况使得执行者在执行的时候自由裁决权相对较高，为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都提供了操作的空间。因此，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xin和pearce（1996）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把关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也在建立关系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以期得到从法律和正式制度中得不到的支持与保护。
尽管民营企业对政府存在着依赖关系，但并不是只能被动地接受环境，他们可以通过适应、运作、协调来改变政企关系。民营企业并不是只能对环境做出反应，而是可以积极地构建、干预和调整环境。民营企业一般不会被动地等待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并接受其约束，而是会通过各种手段在政府政策与法规形成的过程中施加影响，从而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都具有与政府搞好关系的能力，这取决于企业的实力、行业特征、背景、资源优势，甚至企业家的年龄、经历和性格等因素。有些企业家能够非常积极地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从而得到资源、良好的待遇和有效的保护；而有些企业家则只能消极地应付，希望政府少给他们找麻烦。相应地，可以把企业家的政治策略分为积极型策略和消极型策略两大类。在具体实践中，多数企业家会根据实际情况，把积极型策略和消极型策略结合起来择机使用。
行政权力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会造成凭借权力取得“租金”即“非直接生产性利润”的众多机会。这种“权力货币化”或“权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广泛的寻租环境，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在转型时期，企业家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又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离不开，靠不住”－－－也许是一种很生动的心态描述。在中国，一个与政界绝缘的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资源和实现超速成长，因此讨论政商关系，“企业家应该离政治有多远”一直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企业家应该离政治有多近”。在过去30年中，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中有一些人与政界走得相当近，互动良好，却没有爆发丑闻，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如吴仁宝、柳传志、王石、马云、刘永好和鲁冠球等。这些民营企业家都是处理政商关系的高手，他们的秘诀似乎在于：与政府走得很近，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很近，绝不形成金钱上的对价输送关系。
五、结论
政治行为和政治策略对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又有着更特别的意义。由于过去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歧视等原因，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及其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影响。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市场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中国企业的行为是面向政府的，而不是面向市场的（张维迎，2001）。在这些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了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内在机理、渠道，以及政治关联模式的差异性。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政治关联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和规避风险，同时也会增加民营企业的成本。（2）民营企业热衷于建立政治关系的原因在于政府对众多资源的垄断性。（3）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渠道可以分为显性渠道和隐性渠道，形成错综复杂的政治关联网络。（4）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策略包括积极性策略和消极性策略，明智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总是积极地构建政治关系，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提供关键资源。本文的研究有利于理性地认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问题、成长途径及行为特征，促进学术界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深入探讨，而且有助于民营企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并制定更有效的政治战略，以促进企业绩效和竞争能力的提升。
（《财贸经济》，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张祥建，郭岚）
